听到风声，他突然消失了……

　　近日，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涉腐官员受贿的案件。然而，和一般的案件的不同，这起案件，有一个十分特殊的地方：涉案被告并非是在近期才被发现腐败嫌疑，进而进入司法程序的，而是早在8年前，就已经成了公安系统挂名的通缉犯，直到不久之前，才被有关部门缉拿归案。

　　据“杭州中院”微信公众号报道：4月15日，拱墅法院对浙江省交通厅道路运输管理局客运管理处原处长王晓平受贿案进行宣判，被告人王晓平因犯受贿罪，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30万元，退出的违法所得44.7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至此，这起侦办过程长达9年的案件，终于尘埃落定。前文提到的在国内潜逃长达8年的官员，正是这个王晓平。

　　尽管在出事之前，王晓平仅是一名处级干部，但是，王晓平的潜逃，却让他犯下的这起案件，成了浙江省有关部门高度重视的“要案”。王晓平是浙江诸暨人，1984年参加工作后，长期在浙江省交通系统任职。作为运输管理局客运管理处的处长，王晓平称得上是一名“实权处长”，手中掌握的权力，既让从事相关行业的企业忌惮，也令这些企业垂涎。

　　据调查，王晓平的腐败经历，最早可以追溯到2002年。2002年至2005年每年春节前，王晓平在办公室都能收到温州某客运公司负责人送来的5000元。这个金额在2006年到2010年“上涨”到1万元。其中，2007年王晓平去温州开会，又收到了这位温州公司负责人的1万元现金，总计8万元。

　　而在“欣然接纳”企业送来的贿款的同时，王晓平还会以其他名目取得非法收入，2007年10月，王晓平以“借款”名义从浙江某旅游运输公司总经理杨某那里拿取了现金15万元，此后从未归还。类似的受贿经历，他一共有23次，大多数发生在办公室，有的是在外出去企业调研期间，收到的贿赂有现金，有超市卡，有杭州大厦购物卡。

　　但是，王晓平的所作所为，终究没有逃过纪检监察机构的法眼。2011年，有关部门采取行动，决定“拿下”王晓平。然而，就在当年8月，王晓平听到风声，突然消失在了任上，此后，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检察院对其立案侦查，从此开始了长达8年的追逃之路。

　　和许多潜逃海外的“红通人员”相比，王晓平选择了在国内“潜伏”，这虽然为办案人员免去了国际协调的麻烦，但要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找到一个精心准备的逃犯，却也绝非易事。从2011年到2018年，有关部门一直致力于寻找王晓平，但一直未能取得成果。

　　2018年6月，拱墅区纪委监委接手此案后，在省、市追逃办和区委的有力领导下，树立了“不追回来决不收兵”的必胜信念。在嫌疑人杳无音讯的情况下，专案组以其重要关系人为突破口，先后赴浙江温州、湖州、山西汾阳、云南大理等地，辗转千里开展排摸寻找和梳理分析工作，不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点。最终，又经过了一年多的“攻坚”，2019年10月14日下午16时，专案组确认了王晓平的身份，在云南省大理市大理镇大院子村一民房中将嫌疑人抓获归案。经讯问，王晓平对其受贿并出逃江西玉山、云南昆明并定居大理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2020年，这起案件终于开庭审理。审理查明，2002年至2011年，被告人王晓平在担任浙江省道路运输管理局客运处负责人职务期间，利用负责指导、监督、协调全省道路旅客运输业务、全省客运线路审批、省内跨市、省际旅游客运审批和管理等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相关人员财物，金额共计44.7万元。最终判处其有期徒刑4年。

　　讽刺的是，因为王晓平的受贿数额并不算特别巨大，其量刑仅有4年，并不算重。然而，为了逃过这4年的牢狱之灾，他却度过了8年担惊受怕的逃亡生活，且最终还是难逃法网，可以说是十足的得不偿失。这说明对腐败官员而言，逃亡绝不是一条可行的出路，选择这条道路并不能为其免去党纪国法的追究，而只会给自己徒增困扰，同时让自己的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不过，不懂这个道理的，显然不只有王晓平一人而已。一些腐败官员在知道自己的罪行已经暴露之后，都不甘心认罪悔罪，而是决心铤而走险，试图“亡命天涯”。然而，他们的想法不会得逞。2019年5月5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称黑龙江省追逃办和牡丹江市纪委监委将畏罪潜逃的牡丹江市政府原副秘书长程鹏抓获，而他畏罪潜逃的时间，不过是区区两个月而已。

　　2014年，时任河南省洛阳市副市长的郭宜品，也曾因为“失联”引发关注。当年7月底，郭宜品以给母亲看病为由向洛阳市有关部门请假，随后失去联系。当地随即成立专案组进行调查。2014年10月初，失去联系近两个月的郭宜品在长沙被洛阳警方控制，后交由郑州市人民检察院查处。几乎同一时间，郑州市人民检察院正式向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郭宜品犯罪一事提起公诉，最终，郭宜品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

　　相比于程鹏、郭宜品这些逃亡之后旋即被捕的官员，也有个别人像王晓平一样潜逃了较久才被抓获。身为“百名红通人员”之一、广州市花都区政协原主席王雁威2013年6月逃亡，位列中央追逃办“百名红通人员”第97号。3年之后，2016年6月12日，王雁威才在清远市源潭镇深山里的一个小村庄落网。然而，逃亡时间较长，对王雁威而言很难说是一种“幸运”，因为在逃亡的过程中，王雁威几乎一直都在受到精神上的折磨，为此心神不宁。

　　2013年5月30日深夜，正准备入睡的王雁威接到一个电话，侄子王某森的妻子慌乱地告诉他，王某森被办案人员带走了！王雁威顿时睡意全消。王雁威十分焦虑，猜想自己很可能要“出事”，于是决定出逃。

　　出逃前，王雁威给女儿拨打了一个电话，随后在酒店老板徐某的安排下，和妻子一道躲进了一栋高档别墅。为了迷惑组织，他想出一招所谓瞒天过海之计，写了一份要求辞职出国治病的信件，让朋友寄给国外的另一个朋友，再转寄回国，造成已经出逃国外的假象。

　　随着王雁威外逃的消息曝光，酒店老板徐某担心自己受牵连，就让毕某全去劝王雁威夫妇离开。可身为商人的毕某全认为王雁威还有利用价值，于是劝王雁威夫妇跟自己逃亡。随后的日子里，王雁威夫妇和毕某全一路向北，漫无目的地逃亡。他们不敢用真实身份住旅店，要么借住毕某全朋友家中，要么蜷缩在逼仄的小车里凑合睡一觉，直到最后被捉。

　　面对警方，王雁威的妻子坦白道：“这三年来，我怕见人、怕看到人，怕警车，到哪儿都觉得会有人抓你那种感觉。”而这样的滋味，恐怕还不如直接被警方抓住的好。对此，落马官员还应认识到：在有关部门的天罗地网之下，他们根本无处可逃，主动交代问题，才是他们唯一的出路。

　　资料来源：杭州中院、中央纪委监委网站、南方都市报等

编辑：高阳